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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定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就必须实行“金融开放”，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要直面国际金融的两个核心风险，即美国的财政不可持续性和外部失衡。尽管短期内美债危机爆发概率较低，但美国海外净债务已持续高企，一旦市场信心崩溃，极易引发美元、美债与国际收支的多重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将确保海外资产安全作为重要任务。一方面，要贯彻落实“双循环”方针并以扩张性宏观政策维持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平衡，有序减持美元资产；另一方面，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资本项目开放与产权保护、国债市场建设同步推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在2002年到2008年期间，国际金融界担心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会导致一场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超过6%（创历史最高记录），净外债（NIIP）为1.8万亿美元（后调整为2.2万亿美元）对GDP比为13%。由于对美国外部不可持续性的担心，美元指数从2002年开始下跌。外国官方对美元资产的投资从2004年的3416亿美元下降到2006年的1287亿美元。

　　2008年一场严重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但不是大家预期的国际收支危机而是次贷危机。危机爆发后，亚洲中央银行和石油输出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库券，中国也没有抛售美债。与此同时，美国银行资金从海外大规模回流。因而，虽然美元有过短暂贬值，但很快就由危机前的71.31点反弹到2009年的103.44点。更关键的是，由于危机爆发，美国私人储蓄率大幅度提高，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明显下跌，危机后的十余年基本保持在2%左右。国际收支危机不再是个热议的话题。

　　衡量一国外债或外部可持续性的尺度有两个。第一，经常项目逆差对GDP的比值。2006年前后国际金融界担心出现国际收支和美元危机，就是因为美国创下了这项比值的历史最高记录。第二，海外净债务对GDP的比值。在不考虑估值效应情况下，一国海外净债务等于该国各年度经常项目逆差之和。海外净债务对GDP比值越高，债务国以商品、劳务和其他形式的实际资源偿还债务的能力就越差。财政是否可持续不能光看赤字率，即便赤字率不超过3%，如果持续维持财政赤字，累积的财政赤字——即国债和国债——对GDP的比值就会越来越高，在突破某个阈值之后财政就会崩溃。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值明显低于2006年，但经过18年的积累，2024年美国海外净债务已高达26万亿美元，占GDP比值为90%，两者分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的14.4倍和6.9倍。既然《马斯特里赫特公约》认为国债对GDP占比超过60%，财政就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净外债对GDP占比的数值会不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呢？自1982年以后，美国是通过经常项目逆差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美元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以自身信用做担保开出的“借条”。美国的海外净债务的不断增加，给我们提出了“新特里芬”问题。但这次的问题不是“美元是否依然可以按1美元=35盎司的汇价兑换成黄金”，而是“美元是否可以按某种可以接受的比率兑换成美国的资源、产品和劳务”。

　　确保海外资产安全是目前中国面对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必须贯彻落实“双循环”方针，执行力度更大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建立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更为中性的税收制度和竞争中性政策。在维持较高经济增速的同时，努力实现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在有序减持美元资产的同时，支持中国企业有序“出海”。中国需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创造必要条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三大债权国，完全可以根据具体交易的性质向交易对象提出相应要求。例如，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鼓励这些国家持有人民币短期国债或存款；推动贸易对象国或金融交易对手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债务国发行“熊猫债”。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是漫长的，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指望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