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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价与用水争议正转化为政治力量：在弗吉尼亚、新泽西州长选举及佐治亚公共服务委员会特别选举中，主打“降低电费、限制数据中心扩张”的候选人取得胜利。特朗普一方面力推AI，另一方面自称“可负担性总统”并承诺降低能源成本，但现实是其任内电价累计上涨约13%。无党派组织PowerLines负责人查尔斯·华（Charles Hua）指出，约8000万美国人正为电费和燃气费发愁，且许多选民不分党派将电价上涨与数据中心扩张联系在一起，罕见地形成从左翼到右翼的共鸣。

　　作为对叶宝明和其他精神病学家的类似发现的回应，美国精神病学会1994年出版的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附有一份题为“文化相关综合征”的7页附录，收录了叶宝明在香港马来人社群中发现的“拉塔病”（Latah，指中年女性在突然受到惊吓时“歇斯底里”的表现）、“恐缩症”（Koro，症状为年轻男子确信自己的正在缩入腹部并且相信这是死亡的先兆），因纽特人的“极地狂躁症”（pibloktoq，表现为女性在受到创伤后裸身跑入雪地），加勒比拉丁美洲特有的“神经过敏发作”（ataque de nervios，表现为强烈的情绪爆发后伴有失忆），等等。第五版DSM还收入了津巴布韦绍纳语中的“kufungisisa”，意为过度思虑。

　　此类列举究竟是理解人类经历多样性的进步，抑或只是1990年代版本的精神病帝国主义翻版，学界至今争论不休。而在《疯癫帝国》一书中，出生于津巴布韦、现任教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健康研究者基迪亚提出了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不同文化中“描述痛苦的不同术语”体现的并非地域差异，而是痛苦的普世性这一共同现实。基迪亚主张精神痛苦是对殖民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带来的屈辱与压迫的自然反应，而西方心理学通过将这种痛苦改写为精神疾病规避了任何形式的清算或赔偿，并通过药物治疗令“被压迫者保持平静并保有生产力，而非陷入愤怒和混乱”。在他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更彻底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结构性问题。

　　基迪亚将对当代全球心理健康议题的论述、对津巴布韦殖民历史的反思以及他母亲所遭受的痛苦交织在一起。当作为医学生在纽约的一次家访中目睹美国医生所说的囤积症（hoarding）时，他回忆起母亲曾在津巴布韦经济危机最动荡时期大量囤积蜗牛罐头和荸荠罐头，他认为这恰恰是极端环境下的理性反应。基迪亚将社会等级制度视为全球性焦虑及其他痛苦的根源，同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特权展开了分析，坦承成长过程中身陷殖民等级制度的漩涡，“既压迫他人，亦受他人压迫”。他是印度裔津巴布韦人，叔祖是殖民时期罗得西亚首位担任镇长的非白人公民，童年时与穆加贝及其亲信的子女上同样的精英学校，但父母因住在富人区豪宅而经济拮据。基迪亚后来获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求学，他也认识到获奖意味着进入精英圈子，而殖民主义的运作方式恰恰在于让从中获益的人失去批评和改变的动力。

　　但基迪亚在这本书中对西方精神病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呼吁精神病学的终结，至少是某种终结，因为他相信精神疾病并非源于个体患者神经递质失衡或是基因问题，而是庞然大物般的恶性社会经济秩序对其所触及的所有心灵的摧残所致。例如，在名为“人间地狱”的章节中，基迪亚深入剖析了精神健康领域的监禁本质，他描述了用于约束受谵妄折磨的老年人的“床笼”（ bed enclosures），并点名批评了占据行业垄断地位的医用约束用品生产商Posey公司；在“债务致死”一章中，他将印度农民自杀潮的根源追溯到1970年代孟山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涌入市场，迫使农民背负无法偿还的高息贷款，最终失去土地，一贫如洗。由此，基迪亚给出了一个困难、昂贵但诚实的解决方案：通过建立一个更公平、更人道的世界，从根源上治疗精神疾病。

　　基迪亚的批评并不仅限于医疗保健系统，他还将精神疾病概念本身作为批评的对象。基迪亚指出，诊断本身并非自然实体，而是为了帮助医生在头脑中分析症状而建构出来的分类。而精神疾病的诊断不仅关乎生物学，也受到文化和历史环境的影响。比如，19世纪中期，一种名为“漂泊症”（drapetomania）的虚假诊断曾被用于试图逃脱奴役的奴隶；再比如，1960年代，精神科医生曾给黑人男性贴上“抗议精神病”（protest psychosis）的标签，称其特征是“妄想性反白人主义”；甚至就在最近，法医和执法部门还将“兴奋性谵妄”这样的伪科学诊断作为黑人男性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的解释。

　　即使是“精神分裂症”这样确实反映生物学异常的疾病也受到文化的塑造。基迪亚介绍了人类学家坦尼娅·卢尔曼（Tanya Luhrmann）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听的研究。卢尔曼的团队调查了来自美国、印度和加纳的6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美国患者听到的是暴力、令人不安的匿名声音；印度患者听到的是家庭成员、神灵或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努曼的声音；而在加纳，灵魂与生者的对话并不仅仅发生在精神病院里，而是正常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受访者并不认为自己听到声音是病态的，而是将其视作神的指引。这些差别将决定患者会因幻听而感到痛苦抑或欣然接受。

　　而贝卡·罗斯菲尔德（Becca Rothfeld）发表在《》上的书评《“疯癫帝国”呼唤“精神病学的终结”》（Empire of Madness calls for the end of psychiatry）在介绍基迪亚新书的主要内容后，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罗斯菲尔德认为基迪亚的论点虽然令人信服，但不算新鲜。很少有人会否认贫困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会造成精神创伤，也有大量文献阐述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马提尼克岛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疯狂这一论点进行过更为精准复杂的阐述，但基迪亚在书中对此只是一笔带过。